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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域高僧翻译大乘典籍,大量采用道家概念,引发北传佛教首次危机

文章附图

导读:本章所要阐述的核心人物是东汉桓帝时期来华的支娄迦谶,他是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,主要的贡献在于开创派佛经翻译的先河,而且体现在方法、数量以及质量上。几乎与他同时代的安世高尊者,大量翻译了小乘的阿毗昙学以及禅观,因此被认定为小乘的宗师,而支娄迦谶与他是相反的——他大量翻译的是大乘的经典,因此他被称为大乘的宗师。


支娄迦谶是西域诸国的月氏人,桓帝时期来华、灵帝时期大量翻译佛经,涵盖的范围相当广泛,包含了般若、华严、宝积甚至是阿含。更为重要的是,他所翻译的佛经基本上都是开宗立派式的,《道行般若经》是般若学的最初经典、《般舟三昧经》是弥陀信仰的最早经典、《问署经》和《首楞严三昧》是文殊信仰的最早经典,此外,《阿阇世王经》是忏悔法门的最早经典。


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高深学问的大德,却由此而引发了北传佛教的第一次大危机,这个危机的核心便是他的翻译。支娄迦谶在翻译佛经之初,采用了大量的道家的概念以及中国本土的说法,导致了佛教义理的极度混乱,这在后来其实阻碍了佛教的发展。到了东晋道安大师那里,这样的现象才逐渐被改变,佛教义理真正地独立了起来,慢慢地以真实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

支娄迦谶的生平已经讲过很多次了,本文不再将精力放在他的介绍上,而是以更为宏大的视角去看待汉末至两晋时期中国佛教的发展。

西域高僧翻译大乘典籍,大量采用道家概念,引发北传佛教首次危机


01.道安的“正本清源”

中国佛教真正意义上的开山祖师,其实可以被认定为道安大师,理由是他开始有了自觉的独立意识。佛教从两汉传入中土之后的200多年间,一直以来都是以“依附”的状态生存的,直到活跃在两晋时期的道安大师这里,它才开始逐渐摆脱对中国本土的道家、方术、神仙术以及民间信仰的依附,真真正正地呈现了它本来的面目。

道安大师作为佛教传入近300年内的第一个集大成者,他借助着“般若学”将佛教推向了一个高峰,弟子庐山慧远大师更是继承了他的遗志,一生致力于调和三家的矛盾以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。道安大师是一位有着超高的前瞻性的高僧,他不仅首先提出了“佛教的独立性”这一重要的命题,而且还率先喊出了“不依国主,则法不立”的口号,千年以来的北传佛教发展史证明了他的正确性。

道安大师前半山活跃在襄阳一带,但当时仰慕他的人非常多,最为著名的就是前秦的皇帝苻坚。苻坚在攻打襄阳的时候如此说道:“朕以十万攻克襄阳,为得道安一人而已。”由此可见,道安大师在当时的名气有多么大,事实上,他也是当之无愧的“群僧之首”。我们现在知道所有的出家僧人都姓“释”,这件事情其实就是道安大师提出来的,后来在译出的佛经中得到了证明,他也因此被称为“手印菩萨”。

西域高僧翻译大乘典籍,大量采用道家概念,引发北传佛教首次危机


那么,两晋时期的道安大师,与汉末的支娄迦谶有什么联系呢?这其实与支娄迦谶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,道安大师在他之后开展了一场佛教界的“正本清源”的运动,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安世高与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。

这两个人翻译的佛经有着划时代的意义,但也由于时代的原因,有着相当明显的缺陷。安世高翻译的佛经大都是一卷、两卷的“小部头”,而且大量的词汇采用了道家的说法,而支娄迦谶更是在他的基础上“发扬光大”,发明了一种叫作“格义法”的技巧。

什么叫做“格义法”?简单地来说,就是以现有的词汇和概念去比对梵文,比如在支娄迦谶的译作中,“真如”这个词被翻译为了“本无”、“无我”被翻译成了“非十”等等,“本无”、“非十”这些词汇都是道家的说法,这在后来造成了佛教理论的极度混杂。还有一点是,支娄迦谶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,糅杂了相当多的民间方术、鬼神信仰的思想,这从本质上来说是与佛教理念相违背的。同时,由于当时的翻译没有文本可以对照,于是大量的梵语音被保存了下来,导致早期的佛经相当难读懂。

道安大师为了改变这种情况,提出了著名的“五失本,三不译”的原则,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的鸠摩罗什以及玄奘。当然,道安大师翻译理论的提出,除了他本人高深的学问之外,事实上与两晋前后佛教遇到的第一次大危机有很大的关系,而这个危机的根本其实就在于翻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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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.翻译引发的大危机

我们一般认为佛教的第一次大危机,是在道安的弟子庐山慧远时期,因为当时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“夷夏之辨”。保守的王公大臣以儒家的观点来抨击佛教——“身不服先王之服,口不称先王之言,辞亲出家断绝子嗣,目无祖宗不拜君王”,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,但最终在庐山慧远以及后来的诸多的高僧的努力下,成功地将“危”转变为“机”,道安大师提出的“中国化”路线部分转变为了现实,佛教借此广泛地传播了下去。

但事实上,两晋南北朝之前,佛教的危机就已经显现出来了,只不过它没有危机到生存,而是危及到了自身的独立性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断,笔者将为大家阐述一下当时的大时代背景,我们以全新的大历史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。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土的?很多人或许会脱口而出——汉明帝金人入梦,的确,汉明帝是佛教的真正引入者,但背后的原因却相当复杂。

  • 其一,它有着相当广阔的现实条件,即汉朝与西域的不断交往深入,两地的文化产生了融合,这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先决条件。我们有很多读者以为,佛教是一下子就被皇帝引入的,这实际上是不客观的,在佛教传入洛阳的数百年内,靠近西域的于阗乃至是甘肃一带、靠近东南亚的交趾一带,都有不少人信奉佛教,著名的高僧安玄就是交趾地区来到中土的佛教徒。为什么呢?因为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,促进了中土与异域文化的融合,附近的百姓自然地接触到了佛教。

  • 其二,有不少王公贵族是信奉佛教的,虽然他们并不单纯信奉佛教这一个宗教,但他们对于佛教是有着一定认知的。比如汉武帝,就曾经在皇宫中祭祀从匈奴俘获的“金人”,那便是最早的佛像,而东汉的楚王刘英更是在佛教传入洛阳之前,就公开表示自己信奉佛教——“楚王诵黄老之微言,尚浮屠之仁祠,洁斋三月,与神为誓。”当然,那时的佛教在汉朝人的心中国,与民间的鬼神没有什么区别,这倒是客观的事实。

  • 其三,西汉后期的土地问题,造成了豪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,并且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,到了东汉时期,这个问题更是变得尖锐起来。地方上的豪强掌握了大量的土地,皇帝的权力却被架空,军阀割据使得民不聊生。宗教在这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一方面安抚了苦难的农奴,一方面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。尤其是在东汉的“谶纬学”兴起之后,传统的儒家已经没落,各种方术、堪舆伴随着老庄学说地位的抬高而兴起,而佛教便成为了“新百家争鸣”中的一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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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这与佛教在汉末至两晋出现的大危机有什么关系呢?我们先梳理一下它的传播历史,很快各位便能清楚地知道原因了,其实这只是一个“借鸡生蛋”的故事。

佛教最初传入中土依靠的是外来僧侣的力量,这些人来到汉朝以后地位并不高,没有什么实际的号召力,而当时汉地信奉佛教的人又少得可怜,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?通过翻译带来的梵本佛经,进行弘法活动,但是,这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——佛教的理论对于汉朝人来说过于陌生,人们根本无法理解它到底要阐述什么。于是,翻译佛经的僧侣们便想到了一个方法——格义法,即以人们熟悉的、原有的概念和词汇,去对比梵文的词汇,这就形成了上面说的“真如”译成“本无”的现象。

还有一点,当时神仙方术、鬼神养生这些思想相当流行,高僧们出于传播的考量,也与当时的民众达成了妥协——暂时性地承认佛教与鬼神有关,但实际上我们都清楚,佛教教义的本质还是无神论的,或者说这些不是重点。那么我们总结一下,就会发现汉末至两晋时期的佛教,其实是借由两条途径去弘法的。

  • 佛理循序渐进:从“语录体”的《四十二章经》、到安世高的小乘禅与阿毗昙、再到支娄迦谶的大乘菩萨道;

  • 捆绑道家以及民间信仰:模糊两者的差别,借着这一股潮流顺势而为,达到弘法的目的。

汤用彤先生在评价这段时期的佛教说道:“他们是明智的,但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,丧失了佛教的独立性和纯洁性。”由此,这便引发了汉末佛教的第一次危机,在逐渐模糊的边界中,不仅是一般的百姓难以分清佛道的界限,就连后来的僧侣也无法明了真正的佛教教义,这使得佛教的发展相当缓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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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.道安的“五失本,三不译”

事实上,第一次发现这个危机的人并不是道安,而是曹魏时期白马寺出家的朱士行,他为了求取《道行般若经》的完备本,成为了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族僧侣,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受戒的汉族僧侣。

朱士行在洛阳白马寺研读佛经的时候,发现支娄迦谶译出的《道行般若经》过于简单,而且很多地方都说不通,于是便前往于阗(近新疆境内)去求取《大般若经》的梵本,后来被译成了《放光般若经》。但朱士行并未回到中土,而是客死在于阗这个地方,他的影响力并未撼动整个汉末佛教。

直到道安大师横空出世之后,才系统性地对当时的佛经进行了整理和记录,并且为很多佛经做了“序”,为佛经做“序”这件事情就是从道安开始的。道安大师在翻阅了大量的经藏之后,发现之前的译师有很大的疏漏,于是他便提出要放弃“格义”,重新创造出新的译经方法。当时有不少的僧人反对他,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僧光,他是保守一派的僧侣。

“先旧格义,于理多违”,道安说,“之前的格义法译出的佛经,很多地方和佛理相违背。”

“且当分析逍遥,何容是非先达”,僧光就反驳他,“哎呀,你还是好好读经吧,哪里有这么多口舌是非”,当然,这也怪不得他,因为佛教当时在中土已经存在了200多年了。

弘赞教理,宜令允惬,法鼓竞鸣,何先何后?

道安大师有着广博的胸襟和气魄,他由此将佛教译经事业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,中国历史上首个官方译场就是他主持成立的,从此以后佛经从“私译”转变为了“官译”,这可谓是开创一代先河。

西域高僧翻译大乘典籍,大量采用道家概念,引发北传佛教首次危机


道安大师提出了“五失本,三不译”的准则,不仅直接影响了其译经团队译出的100多卷经典,还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翻译家。

五失本,指的是译经过程中的五种错误观点,道安认为这些会有违佛佛理。

  • 梵文倒装句多,翻译的时候要改过来;

  • 梵文过于直白朴素,中国人崇尚文采,要文质兼备;

  • 梵文重复的地方太多,过于繁琐稀碎,要适当地删减;

  • 梵文有时候存在一定的解释,但由于重复,要适当删除;

  • 梵文的后文有时候会引用大量的前文,反复诉说,翻译的时候可以删掉;

他认为这些做法都会“失本”,因此提出了“实录、直译”的核心观点,既反对支娄迦谶等人的过度省简,又反对支谦等人崇尚华丽文辞的“直译”,同时继承了宗彦等人的翻译思想,提出了“三不译”原则,这后来到玄奘那里发展成了“五不翻”原则。

  • 随时代的发展,将佛经上的雅言适当地译成通俗的语言,这是不容易的;

  • 圣人的思想渊博宏大,要微言大义地传达给众生,这是不容易的;

  • 连阿难尊者都无法完全将佛说继承,译经人要想完备地翻译,这是不容易的;

这里的“不易”,指的实际上是矛盾,即俗与雅、圣与愚、古与今,道安大师认为这些地方必须要格外地注意。到了道安大师这里,佛经的翻译开始有了突破性的进步,佛教也开始逐渐地摆脱民间方术以及鬼神信仰的固有印象,但它要彻底地与道家离体,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
西域高僧翻译大乘典籍,大量采用道家概念,引发北传佛教首次危机


04.支娄迦谶的功绩

那么,既然安世高以及支娄迦谶的翻译事业引发了这样的危机,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对佛教完全没有贡献呢?答案自然是否定的,我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评价人物,在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所处的年代,这两位高僧毫无疑问是相当伟大的。支娄迦谶可以被看做是安世高的接班人,虽然他们在译经的内容上完全相反,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小乘,而后者则是清一色的大乘。

但支娄迦谶的功绩在于,他创造了很多第一,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成绩。比如,他译出的《道行般若经》影响巨大,在魏晋时期直接成为了名噪一时的“显学”,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。而《般舟三昧经》将弥陀信仰介绍到了中土,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庐山慧远,深远地影响了净土宗的建立与成长。“般舟三昧”,指的是一种以七天、二十一天、四十九天为周期,不坐不卧、不眠不休、经行念佛的法门,证得境界后便能够见到十方诸佛立于现前。

同时,《首楞严三昧经》提倡的“调伏勇健、自在随意”,对后世的禅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同时还确认了文殊菩萨“法王子”的地位,这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文殊信仰。其他的比如《阿阇世王经》,则率先提出了“忏悔”的法门,这对佛教的仪轨以及忏悔分支提供了理论支持。还有《阿閦佛国经》,率先提出了“东方妙喜世界”的他方净土,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净土学说。《佛说兜沙经》,是早期的“阿含类”的经典,阐明了佛教的世界观,给当时的人们带来震撼。

当然,这些还只是支娄迦谶显现在外的功绩,他最大的功绩是在佛教初传时期,解决了人手不足、地位不高、信众不广的问题。虽然,他的解决方法带来了一定的“后遗症”,但在当时的大历史背景下,这毫无疑问是最优解。吕澂、汤用彤、梁启超、任继愈等佛教研究者,都肯定了他的功绩,并且赞叹了他的智慧。在汉末那样动荡纷繁的时代背景下,能够让毫无后台的佛教存活下来,是一个伟大的奇迹,而这奇迹的背后,是无数高僧们的付出。

后记:2019年曾于泉州大开元寺发愿,整理一部较为清晰完备的中国佛教史,但久经耽搁未能如愿。其背后原因无非有三,一则是迫于生计,无法专职从事此项工作;二则是佛教类题材诸多限制,每每触碰逆鳞导致功亏一篑;三则是因缘未到,故而断断续续未能顺利。

前几日遇见老和尚,无意间问起此事:“囝仔,代志如何?”无言以对,心生愧疚,遂决定重头再写,此番还望顺利,谨以此,共勉!